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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应该呼吁国家立法，从法律上形成威慑力量。”谭晓生说。由于国内相关法律还不完善、举证困难且维权成本高昂，很多人问责无门，只能自认倒霉。

把剩饭剩菜倒入绿色桶中，将垃圾袋扔进旁边的黑色桶里。湖南常德人何丽萍做完这些，扬起头朝坐在小桌边、身穿绿色马甲的保洁员莫奉伙轻声报了一个编号。莫奉伙低下头，在面前的表格上找到对应位置，认真地画上一个钩。